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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叔同从风流才子到一代名僧的悲欣传奇美文
虎跑，西湖西南面，大慈山白鹤峰下。唐元和十四年，即公元八一九年，性空法师在这里建成广福禅院，因梦见二虎刨地作穴，引来泉水，而刨、跑二字相通，故别称虎跑寺，宋大中八年改大慈寺，僖宗乾符三年加了“定慧”二字。
一九一八年旧历七月十三，李叔同先生在这里落发为僧，告别红尘，从此开始了弘一法师的行脚生涯，芒鞋衲衣，各地挂锡，整整二十四载，直至一九四二年于闽南圆寂。
当我踏入虎跑的大门，走在落叶纷飞的静幽小路上时，想着这年是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年整。一千多年来，这寺院曾经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故事，假若全部记录在册，那么册子或许能堆满一座藏经楼，而今天看，是空空荡荡了。
一路走着，长亭古道，枯草连天，没有诵经声，昔日香火旺盛的大慈山定慧禅寺，在李先生披剃出家近一百年后，变成一座公园，僧人早不见踪迹。只有汩汩流淌的泉水和寂寂无语的山林依然如昔。这里的人们相信虎跑泉受了神的仳佑，纯净鲜活，喝下会获得健康。
当弘一法师还是李叔同的时候，他也相信这些说法，因此选择这里断食疗养，他同时还相信断食可以解决身心灵的不堪状况，比如因无法痊愈的肺结核病和生活压力引起的神经衰弱。他在这里边断食边清修，自然而然生出披剃出家的因缘。
世事无常态，人在这个世间总是孤独的，看似交游不乏，而真正相知者甚廖。所以人既需要入世，也需要潜怀；既需要观照，也需要探索。用不同的经历填补些生命的空白，分享生命的内容，慢慢走着，从黑暗到望见薄雾，看见光亮，发现世界并没有改变，只是内心的沉重稍微轻了一些。
《金刚经》有云：“观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,即见如来。”人一落地，在世间有了活动的痕迹，便如激活了新帐号，开始生命探索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即修行，出家只是形式，在家亦是历炼。对任何人与事，不执着，不纠缠，不贪恋，因为世间万象皆虚空，名利欲望都属于皮相，只有彻底破除执见，练就无分别心，无差异心，看穿诸相皆空相，便渐见如来真面。
一切身份只是装饰躯壳的外衣，抛却这些外衣，李叔同是谁呢？
不妨将他还原为一个人，去掉后人给他的加持，将他身上的光圈移开，让他从玻璃橱里走出来。
于是，一些发生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的真实故事慢慢铺陈开，不悲，也不喜。
却又悲欣交集。
欲求不息
一八八零年旧历九月二十日，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望族桐达李家。他的第一个名字是年逾七旬的父亲李筱楼起的，文字辈行三，大名李文涛，字叔同，乳名成蹊。后来，他为自己起过数不清的名字，花哨的，素朴的，名字根据他的`境遇和心情变化，直至暮年，他仍在为自己起着各种的别号。
五岁丧父的世家公子李叔同，从小看尽人间繁华，亦看见人情淡薄。母亲地位低下，尤其是父亲去世后，更见凄凉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因长兄已逝，担起家庭重责的是比他年长十余岁的二哥李文熙，文熙是他幼年的启蒙老师。
庞大的李家，住了不少寂寞无主的人，比如李叔同的长兄文锦之母、妻、媳三代寡妇，亦是三位终日吃斋念佛的居士，甚至文锦之子、父母及文锦之妻相继去世后，长兄的儿媳妇因无法承受一门空绝而吞金自尽。李筱楼的第三房姨太太郭氏，无子嗣，也靠诵经礼佛度日。
李筱楼自己，是佛门居士，他为自己安排的临终助念、往生超度及佛事，在年幼的李叔同眼里，则是一场又一场玄妙戏剧表演。而李叔同最终走向佛教，与幼时影响确有关联，但并不是主因。否则他不会在东渡扶桑后，和日本妻子一起信奉天理教，也不会在虎跑断食时，一边看佛经，一边抄天理教的诵词，断食结束后，他还对道家产生过一阵兴趣。
六岁启蒙读书，李叔同最喜欢念的一句是《增广贤文》里的“人生犹似西山日，富贵终如草上霜。”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而是人情冷暖，从出生便在体会。身边人来人往，现实如浮云散聚无常，他聪明早慧，不爱生意经营，偏爱金石诗歌，这是天性，也是逃避。
二十岁，戊戌变法失败，一方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的闲章令他莫名进入康梁同党的嫌疑名单，他携母亲与发妻避祸沪上。政治，这书里讲的极少，李叔同对政治没有多大抱负和兴趣，应景的诗，写过不少，不过是应景罢了，以诗寄情，聊慰哀愁，是他那个时代不少文人都做过的事，他不是鲁迅。
当不得家，作不了主，满腔愁怀无处遣，这样的公子哥儿，渐渐地便成了走马章台的风流人物。鲜衣怒马的青年时代，情欲迸发时如决堤江水，伴着一阙阙绮丽诗词，流淌在华馥的笔端。
二十六岁，母亲在上海去世，李叔同携妻子与两个幼子扶灵回天津，为母亲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西式告别仪式，后赴日本留学，改名叫李哀。他曾说过，从那时候起，他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哀愁，直至出家。出家是李叔同人生全新的转换，由此，他真正地将审美上升到宗教层面。
如他的高徒丰子恺形容他时用的“人生三层楼”比喻。
第一层是物质生活。李叔同真正富足的生活，是从出生到二十六岁去日本留学直至五年后归国，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里，几乎没有为此发过愁。但这并不代表他真正富有，他没有实在地掌握李家的经济大权，二十岁时，携发妻和母亲迁居上海后，他的花销来自桐达李家在上海的钱铺分号，按月领取，类似赡养费。特别是三十一岁归国时，经历天津李家破产，到出家前几年，他的教员薪水曾经每月被分成四份：一份给上海的妻子，一份给天津的妻儿，一份给日本的刘质平，最后一份留给自己。虽然一直面对着不堪的经济问题，却也没有真正潦倒过。他的物质观始终是虚无的，即便是衣食不缺的生活，也不能令他的人生止步不前；
第二层是精神生活。物质生活并不能令他满足，爱情应该算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也不能令他满足。他在歌台舞榭上寻找爱人，亦是寻找另一个不同的自己，归根结底，是他要寻找别样的美之存在。他的爱情，是审美体验，他的艺术同样是审美体验，甚至他对母亲的依恋，都带着既苦楚又凄艳的美。在天津时和杨翠喜的戏曲交流，在上海滩和李苹香的笔墨往来，与歌郎的寄情唱和，以及赴日本后与第二任妻子的画室之恋等等，爱情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。从关于他的资料中，并没有查得他对日本妻子的热情，更不要说发妻俞氏，他主观上并不愿意她的存在。艺术上，他博古通今，诗词、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戏剧、音乐……在不同领域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，是一个跨界奇才，每一个领域，他并非是做的最好的，而是做的最早的；他十分忠实于自我感觉，不以名利为先，而是源于超乎常人的兴致。他做事会半途而废，并不是这些事不能做好，而是当他发现无法获得新的快乐时，便在其它方向开始了新的探索。
第三层是灵魂生活。他有着旁人所不能及的人生欲望，且欲壑难填，他的欲望最后超越了物质和精神，需要达到审美境界的高峰，抛弃前尘故往，绝然选择出家，达到宗教层面，而出家这件事，只是满足灵魂生活的第一步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楼，少数人到达了第二层楼，只有绝少的人才能爬到第三层楼。到了第三层楼之后，他也没有停下脚步，在暮鼓晨钟中消磨时光。僧门中，素来讲经者众，讲律者罕，他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自出家起立下誓约：不当住持，不为他人剃度，不作依止师即佛法的传授、解惑者，而是成为学者型哲僧，他精修净土宗与华严宗，并受马一浮等友人的引导，研究已失传七、八百年的南山律，在僧界走出一条独特的光明道路，最后成为南山律第十一代中兴律师。
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，从红尘中人到一代高僧，如何一步步迈向第三层楼，实现人生的转换。我并没有像其它传记作者那样写尽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生平所有事。事实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传记作者能写尽一个人完全的一生。我大浪淘沙似地翻阅史料，省略了许多细枝末节，尽量用不罗嗦的语言来讲述，也希望读者看起来不觉冗长枯闷。
去去就来
出家之前，他是李家三少爷李文涛，南洋公学学生李广平，留日学生李哀，白马会参展画家李岸，俳优戏艺人李惜霜，教书先生李叔同，断食后脱胎换骨的李婴，留连道门的欣欣道人……出家后，他是佛门弟子弘一释演音，战乱时立誓殉教的晚晴老人，过化民间、以佛偈与弘法济世的善梦上人。
一个名字，是一段际遇，有时候他的名字与身份重叠，有时候则依不同的时代精分。
一人，一名，一辈子，能做好便是不易，而他用了六十二年时间，完成了常人的许多倍人生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是一个不完美的完美主义者，所以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
他的性格有很大缺陷，最明显的是压抑的家庭成长环境造成的孤僻与敏感。他不擅长与人交往，二十岁离开津门几乎是被家庭与社会环境所迫；到上海随遇而安住进城南草堂；在春柳社演话剧时，听到些争议之声便兴趣减淡，不再登台；回国后任职《太平洋报》，没多久报馆关门；他去城东女学、浙江一师等地教书……几乎是命运往哪里指，他就向哪里去。
人生如寄客，在激流之中飘荡，处处是被世界左右的无奈。他不甘于长年平凡的教书生涯，却也没有用艺术才能走纯艺术家的道路，他有着满腔的抱负，而时常自怜自哀，被动地接受着命运。出家后，他在法界寺、五磊寺、金仙寺几次弘法愿望未能实现，僧门并不清静，有些方面与俗世无异，在俗世中遇见的问题，在僧门里同样会遇见，而他依然不会游刃有余地处理。
但反过来想，孤僻与敏感恰恰能令他静心坐在书案前钻研学问，于寺院中掩关修律，他会有意将自己设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，深思内观，远离痛苦，在书本经卷中自足，得到满足与安宁。也正因为太过敏感，他在俗时无法安定在一个固定的人生状态，情感亦无法寄托在某一个人那里，出家之后，他也并没有在一座寺院里静修终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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